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5 / 16）

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二百题》，他拿下来看了一下，书中讲到浩然“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创作了《金光大道》。”他非常气愤，说这是政治诬陷。他回去以后，要和山东文艺出版社打官司，向法院起诉。不起诉主编者冯xx、朱xx，免得由此而让他们出名。要山东文艺出版社拿出真凭实据，他什么时候秉承了‘四人帮’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史》（2），这里面对浩然作品的评价比较客观，他感到较为满意。

我俩回到住处，如东县苴镇中学25岁青年教师刘剑波，拿着县政府办公室的介绍信，说是要去写长沙镇印染厂的报告文学，并提出要写《浩然传》。浩然与之交谈，他们谈，我记录，录音。从上午9时谈到11时。

刘剑波：浩然老师！我早就想写您的传记，因为我受您的作品影响较大。

浩然：在文坛上我不属于那种吃香的人物。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我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你写我的传记，不会受到文坛上的掌权人物的重视的。很多大学生找我，想通过这点打开文学的大门，是不可能的。你如果写个短篇得了奖，会有人重视你。或者写那些走红的作家，会得到人的重视。现在，我也是不跟他们争，我走我的路，他们走他们的路，我总是在角落里，发东西也是在角落里。真正搞艺术的人，总是生活得平平淡淡，包括我们的老祖宗屈原。

他们主编中国文学史大纲，我发现顾问是冯牧，我就要求把我从文学史上抽下来，我在文坛上历来与世无争。作家靠作品，我要靠两条证明我在文坛上的位置、价值，一是用自己的作品，二是靠历史。我是与中国五亿农民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党如果不犯错误，我比现在更好。我现在反省自己，就像日本人战后全民族反省一样。民族是水，我是船。水涨船高。全民族都在反省自己走过的路，我也同时不断在反省自己。五亿农民走过的路，我都走了。中国革命可以给我的，都给我了。我也确确实实把自己一生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文化大革命”中，一分钱稿费没有，我同样拼命写。大家不能写，没有条件写，我为什么不拼命写。当然，我是受到历史局限的。毛泽东、周恩来，都受到历史局限，我能不受到局限吗？我的作品，正和误的东西，粗和浅的东西，高和低的东西并存，但不能存在真和假的东西，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全是真的。真，指两方面：一是当时的生活，就是那样；二是当时的作家水平，就是那个样子。即使错了，浅了，现在也同样存在价值。我确实是有信心的。有许多同志为我抱不平，要写我的评传。这种不公，确实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当前，文学界个别掌权的人，确实不可能公正的，因为他们不是搞文学事业的，是争权夺利的。宗派思想在他们脑子里作怪。现在对我这样公平吗？一个农民呀！只读了三年小学呀！走过了多么艰难的道路呀！

“文化大革命”中，我坚持写生活，如果我不挺身而出，不与《虹南作战史》他们对着干，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亲自抓的呀！我写《金光大道》，我是写生活呀！如果说错了，我只是认为右的东西应该批判。你说那个时候，没有张金发那样的人物吗？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吗？张金发现在阴魂不散。没有高大泉那样的人物，中国的农村能发展到现在这样子吗？

我就没有写过一篇歌颂“文化大革命”的，没有写过一篇赞美造反派的。我写的是《一担水》《铁面无私》。我没有给几乎每星期打电话给我的《朝霞》写稿。

我需要的是公正。只有公正，才能使经验成为真正的经验，教训成为真正的教训。建国以后，共产党培养的作家当中，写长篇第一个成功的就是我呀！中国一个农业大国，不能不写农村呀！不应该爱护我吗？我可以写高二愣的恋爱。说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有没有造成好的影响呢？

我是一个蒙受了冤枉的人。“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确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但我能离开当时那个条件吗？全国作家三十五年没有一个犯错误的，唯独我犯了错误。袁水拍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也没有犯错误。我受了冤屈，我还是拼命地熟悉新生活，拼命地写作。1982年，我50岁，连发了六个中篇：《老人和树》，在《当代》发表；《弯弯月亮河》，在《十月》发表上卷，《北京日报》农村版连载下卷；《高高的黄花岭》《傻丫头》，在《芙蓉》发表；《姑娘大了要出嫁》《能人楚世杰》，在《xx》发表。1978年10月份我才解脱。1978年底我就深入生活，写作。1979年我就发表了《山水情》，改为电影《花开花落》。从1979年开始，到1984年上半年，我写了120万字。与此同时，还有《浩然选集》(三卷)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包括1个长篇，8个中篇，10个短篇，22个儿童故事，10个儿童中篇，3部散文。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花朵集》。还有两个长篇：《晚霞在燃烧》，《小说界》即将刊登。《乡村风俗》三部曲：《寡妇门前》《男大当婚》《姑娘大了要出嫁》。《钟山》载了《男大当婚》，11万字。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