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章 聆听浩然教诲（7 / 16）

杨沫、阮章竞解决住房。他的住房很紧张，两个儿子都成了家，挤在一起，他和老伴在一间房子里，无法写作，没有专门的写作间。经常有外宾到他那里去，很丢人。北京市委将给他按高级知识分子解决新的住房。原有住房留给两个儿子住，他在老家燕山下，离北京城一百四十华里的地方，有一栋小房子，前面是老房，他舍不得撤掉，又花了3000元，承包给当地的建筑队，在老房后面盖了两间新房。他还要在里面安装冲水马桶。到一定时候，他和老伴住在这里，写多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

他说：他从不进银行，该用的用，该花的花。存款不多不少，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又干不了大事。他家有三部照相机，三部电视机，三部录音机，需要花的就花。

谈到稿费时，他告诉我，《艳阳天》第一卷出版时，正好是《千万不要忘记》的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两个编剧住在作家协会收稿费。中央发现了，邓小平有个批示，降低了稿费标准，每千字才7元钱。这样，《艳阳天》第一卷共3000多元稿费。《艳阳天》第二卷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艳阳天》第三卷出版，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没有发行，没有稿费。发行是后来的事情。

我谈到创作长篇小说《洞庭丽人》的情况及创作的苦恼，他给予鼓励。

晚上，我与陈春泉谈海涂开发，浩然看有关资料。陈春泉走时，他出来相送。

八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设置很重要

1985年3月29日，天气终于转晴。早饭后，和浩然上街买回笔记本，录音带，上海彩色水笔。上午，采访张松林的老师陈耀武的时候，浩然对我说：采访对象讲第一遍时，不要打断人家，自己的脑子里要考虑，要构思，哪些还需要深挖的，等他第一遍谈完了，再提问，作详细地了解。有了材料，写作的时候再裁裁剪剪就行了。就像在集镇上买木材，先看一遍，需要什么木材，回过头来再买。

午休后，浩然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刘国玺写了一封信，由我上如东县邮局投邮。

晚饭后，趁天气晴好，浩然领着我在如东县城大街上散步，我俩边走边谈，我有意把话题往他的创作上引，对很多敏感问题，他不回避，谈得极其坦率、真诚，我深受教育，再一次感到浩然人格力量的伟大。他说：《喜鹊登枝》是我的成名作，1956年发表的。我写好后，先给了《丑小鸭》编辑部的韩映山，韩映山当时已经成名了，我还是个业余作者，属无名之辈。我迫切盼望他的回信，左等，右等，过了些日子，没等到意见，我就打电话问，他说：“已经退给你了。”这下我可急了。我没有收到呀！我就到他编辑部去找。到处找遍了，硬是找不到。我就说：“韩老师！请你打开抽屉，让我看看。”他把抽屉一打开，好家伙，我的稿子原封未动，锁在他的抽屉里，根本就没有拆开。这下，他有些难为情了。一定要我把稿子放在他那里，等他看看再说。我当时年轻，也拉不下脸面，就依了他的。等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是稿子不能用。我问为什么？他说不真实。我问究竟是哪里不真实？能不能讲具体一点。他说：“韩兴老头不应该看林雨泉的日记本。一个老头，怎么会看年轻人的日记本呢？”我说：“怎么不能看呢？日记本本来就是韩兴老头给女儿买的嘛！在林雨泉桌上发现了，感到奇怪，看看有什么不可以呢？”不管怎么说，他反正认为这篇作品是不能用的。我不服气，接着把作品寄给了《北京文艺》，很快，《北京文艺》的两个女编辑给我回信了，认为作品很好，会尽快发表出来。这篇作品当时如果发不出，在1957年以后也是能发表出来的。因为那时非常需要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作品。不管怎么说，当时很快发表出来了，对我在创作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我一篇接着一篇的写，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创作上，不会打扑克，不会下象棋，什么都不会。打扑克是在1978年，别人哄着我学了一阵，我都很紧张，生怕出错了牌，影响了大家的情绪。后来，我成了写新人新事的典型。从1956年写到1962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我发表了一百多个短篇。这要付出多少心血呀！

我又问：《艳阳天》是在1956年以前就写出了初稿吧？

浩然说：是呀！写了30多万字的稿子。还写了几部中篇，例如《烈火真金》，就是写抢麦子的。我给了几家刊物，都说写得好，就是拿不准，后来投给一家刊物，也不说用，也不退给我，这样拖着，拖到了大跃进年代，大气候不适宜了，没有用出来。不过，这些中篇都在我写《艳阳天》的时候用进去了，更加化开来了。我写《艳阳天》的时候，多有激情呀，一天几千字，万把字，人也不觉得累。我走到哪里，写到哪里，到老百姓家里，蹲在炕上，就着煤油灯写。《艳阳天》120万字，时间跨度只有一个月，从麦收开始到麦收上场，其中第一卷的时间跨度只有三天三夜，这在长篇小说创作史上还没有过的。不过，现在再那样写也恐怕不行了，进展太慢了。我那时是觉得抓住一个好东西，不展开，不写透，太可惜了。萧长春、焦淑红、小石头都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