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7 / 29）

王梁一所大宅，由他亲信家人严二看守，这十八车行李，便卸在这所大宅之内。

于是直隶总督李维钧，被皇帝认定是年羹尧一党。直隶境内之事，河南巡抚能查得到，本省地方长官岂有不知之理？知而不报，自是徇庇。

形势内外皆张，而年羹尧始终不肯死心，以为皇帝只是看他权高震主，只要自己表示无意弄权，皇帝为了不愿闹笑话，仍会优容。所以在五月初上了一个密折，请求到浙江以后，赏假半年，以便养病，接着在五月十三又上了一个密折。

“跪读上谕三道，辗转深思，汗流浃背，愧悔莫及。唯自知愧悔而感激益深，感激益深而恐惧弥甚。虽已具折遵旨回奏，然臣之负罪如山，万死莫赎，既不敢久羁陕省，亦不敢遽赴浙江，闻江南仪征县地方，为南北水陆分途，今将川陕总督衙门钦部案件并臣任内皇上密交事务面与署督臣岳钟琪逐一交代明白。臣于雍正三年五月十七日启程，前至仪征县，静候纶音，理合奏明。伏祈圣主，大施再造之恩，曲赐生全之路，庶几犬马之微躯，犹图矢报于将来。臣不胜悚惶待罪之至。”

这个折子写得坏透了。年羹尧的想法是，皇帝既拿“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这句由拥护“朱三太子”的遗民所制作传布的口号，用来警告他不可有谋逆之心，那么为了避免嫌疑，最好是不赴浙江，在江苏仪征县南北水陆分途之处待命，希望调他回京，乃是自明心迹之意。

但“既不敢久羁陕省，亦不敢遽赴浙江”这句话，实在是讲不通的，接下文“静候纶音”来看，则又颇有挟持之意。皇帝觉得这是一个有力的把柄，也是一个极好的题目，颇有发挥的余地。于是第一步是将原折发交内阁、六部、九卿、科道等共同议看，当作何处置？

各衙门公议：“年羹尧背义负恩，越分藐法，为天地之必诛，臣民所共愤。应请革职，追夺一切恩赏，锁拿来京，严审正法。”皇帝道是，有许多不法情事，正命年羹尧明白回奏，所请处分，应候回奏到日再行请旨。

由此开始，皇帝零敲碎剐，不肯给年羹尧一个痛快。最初是将年羹尧的太保革掉，然后有一件参案，加一次处分。七月初八，追夺黄带、紫缰，并命缴回四团龙补服；七月十九，由一等公降为二等公；七月二十五，由二等公降为三等公；七月二十七，年羹尧奏报接任日期，并不谢恩，革去杭州将军，降为闲散章京；八月初十，由三等公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这个满洲话的世职，比公爵低得多，相当于一品武将；过了四天，又降为阿思哈尼哈番，相当于从二品武将；八月二十七日，再降为阿达哈哈番，只相当于从三品武将了。

其时浙江巡抚法海，因为说过“内外所用皆小人，只有年羹尧是豪杰”的话，为皇帝调取进京。新任巡抚福敏是小阿哥弘历的师傅，一向亲信。八月二十九到任，当天就上了三个折子，一个是接印谢恩；一个是沿途所见年成及米价；一个就是年羹尧在杭州的情形，亦是福敏此行的特殊任务。

福敏说：“道经江南地方，一路密访年羹尧行止，皆云到浙之日，随从尚有千余人，马匹亦多。将军署中，人众难容，另造房屋百余间居住，所有诱引兵丁之言，如云：‘尔等听我说话，不忧穷苦。’并合杭州知府随时给发兵饷，不许迟误。且代为筹划马价银两，百计市恩是实。”

年羹尧革职后，继任杭州将军的叫鄂弥达，年羹尧革职的上谕，就是由他亲口传达的。当时传旨的情形，福敏奏报：“及将军鄂弥达到日，令处闲散章京之列，始觉惶悚。向鄂弥达云：‘皇上要杀我么？’鄂弥达云：‘尔败坏至此，皆尔自取，且参尔者即尔平日信用之人，更有何说？’年羹尧云‘彼参我，亦是无可奈何’等语，据年羹尧所言如此，则李维钧等结党不散，明参暗合，显然有据。”

如果年羹尧对李维钧翻脸成仇，破口大骂一顿，倒也无事；这种谅解的语气，竟是相知极深，彼此都能体谅对方本心无他的交情。那就无怪乎连福敏都要疑心他们“结党不散，明参暗合”了。

代为藏匿财产，既经田文镜参劾有据，如今年羹尧又是这样的态度，李维钧的纱帽自然再也保不住。而年羹尧“百计市恩”，居心亦颇不可问。在皇帝看，四海之内，只有浙江的民风士习最浇薄，前明东林党的积习，至今不改，反清复明的事故，比哪里都多。当初将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原有一种下饵的作用，若有前明的遗民，心存旧国，或许会跟年羹尧去接头，煽动他造反，便可一网打尽。如今看样子，这一着亦很危险，不要年羹尧成了气候，以东南财赋之区，亦足以为造反的凭借。

因此，皇帝决定不必再折磨年羹尧了，派内大臣拉锡携带朱谕，到浙江去锁拿年羹尧进京治罪。到了十月初七，福敏与鄂弥达联名上了个密折：“九月二十八日申刻，钦差闲散内大臣都统拉锡到杭州，齐捧上谕，锁拿年羹尧，钦此。钦遵，臣等即于是夜，同都统拉锡，传唤年羹尧到臣弥达衙门，臣敏宣读上谕，即时锁拿看守，臣敏恐伊家财产有藏匿遗漏之处，立即亲自同内监二人，赴年羹尧家内查点，将内外各房门一一封闭，守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