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9 / 29)
亦不曾欺你,去岁字中皆谕你知,老幼平安之言,自春夏来,唯谕尔父康健,并未道及此谕也。朕实不忍欺你一字也!尔此时闻之,自然感喜,将来看得住功名世业,必有口中生津时也。舅舅闻命,此种喜色,朕亦难全谕。舅舅说:‘我二人若稍作两个人看,就是负皇上矣!况我命中应有三子,如今只有两个。皇上之赐,即是上天赐的一样。今合其数,大将军命应克者已克;臣命三子者又得。从此自然痊愈,将来必大受皇上恩典者。’”
这是将隆科多跟年羹尧拴成一种休戚相关、祸福相共的关系。皇帝心里在盘算,年羹尧有几重关系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一重是与年遐龄的父子关系;第二重是与年希尧的兄弟关系;第三重是与年贵妃的兄妹关系。不过,一个天性凉薄的人,这三重关系都可以置之度外的。
但是与年熙的父子关系,年羹尧一定会重视,而与隆科多的干亲家关系,则又不能不顾忌。这两条线,遥遥拴住,将会使得年羹尧采取任何行动时,都不能不考虑这两重关系上的变化与后果。
更重要的是,皇帝将隆科多与年羹尧拴成亲家,即意味着赋予隆科多以监视年羹尧的责任。他应该规劝、勉励,必要的时候,应该举发,不然便是同谋,所以隆科多说:“如你我稍作两个人看,便是有负皇上。”
皇帝对这件事自觉做得非常满意,同时年羹尧平青海,亦能不负所期,使得他可以大大地夸耀武功,因而踌躇满志,高兴得很。
但是,其他方面的报告显示,年羹尧似乎根本没有了解他的意思。在皇帝看,青海之乱,根本不值得这样子支持,要兵有兵,要饷有饷,原来估计会打折扣的,照给实数,这样格外的支持,还不能打胜仗,又何贵乎你这个年羹尧?
皇帝的意思是,期待着年羹尧能致允禟于死,而不让他落任何恶名。这一点要仔细去考虑,法子多得很,而最好的是一个“困”字。
这是年羹尧所不能理解的。夺位之局已经大定,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纵使内心不服,亦只得委屈在心,既不敢公然诽谤,更不敢密谋造反。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是自己同胞?所以对于皇帝想“困”住九阿哥这一点,认为是不必要的。
他自己是这样的想法,部下有个亲信,则更进一步地作了规劝。这个人叫胡期恒,字元方,湖北武陵人。他的父亲叫胡献微,官拜湖北藩司。其时年遐龄正当湖北巡抚,两人气味相投,结成至交。所以年羹尧跟胡期恒从小在一起,交情极深。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胡期恒中了举人,皇帝南巡时,胡期恒因为献诗而授职翰林院典籍。不久,外放为夔州通判,在任恩信相孚,颇得百姓的爱戴,特为他建生祠,供奉他的长生禄位。这是做官最大的荣誉,没有一个长官不看重的,而况他的上官巡抚,正是总角之交的年羹尧,专折保荐,升为夔州知府,再升川东道。年羹尧由四川总督兼督陕西,复荐胡期恒为西安藩司。胡期恒确是个好官,而且很能干,年羹尧之言听计从,自不待言。
当九阿哥被遣到西宁时,胡期恒便向年羹尧献议,对待九阿哥,最好敬而远之,看他行事如何再说。九阿哥颇为机警,知道年羹尧必奉有皇帝的密命,对他严加监视,同时他也知道,此时决非可以反抗的时候,所以在西宁安分守己,毫不生事,同时对属下约束甚严,凡是与商民有所交易,绝对不许争多论少,更莫说仗势欺人。因此,在西宁只要一提起“九王爷”,都会跷大拇指,说他是“贤王”。
见此光景,胡期恒便劝年羹尧,应该特别礼遇九阿哥,不但要感化他不要再记着皇帝的仇恨,甚至可以期待他将来为国所用,能替皇上出一番力。
这个想法自不免天真些。但他跟胡期恒都知道,这样做,还能使九阿哥减少对他的敌视。皇帝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已是满朝文武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凡是反对皇帝的,亦无不对隆、年二人斥以白眼。年羹尧为了自己的前程,希望能与九阿哥修好。这段心事,只是不便明说。胡期恒明白,亦不便揭破,所以才找理由劝他礼遇九阿哥。
于是一月之中,总有两三次,彼此书信往还,虽是泛泛之语,总表示音信不断,关系不浅。这犯了皇帝的大忌,却苦于不便在朱谕中指摘,因而在雍正二年底,特召年羹尧陛见。
年羹尧的恩宠,方兴未艾,所以这次奉召陛见,大家都以为必是皇帝因为他平了青海之乱,召进京去,面致慰勉,等他回到西宁,仪仗必又不同。因而无不以加官晋爵作预贺。年羹尧自己亦是这么在想,如今是太保,回来必是太傅了。
动身之前,大宴门下幕友,飞觞醉月,逸兴遄飞,唯有首席的一位幕友,与年羹尧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的杨介中独独衔杯不语,既无善颂善祷之语,亦无惜别的表示,不免使得年羹尧有怏怏不足之意。
“杨先生,”他毕竟忍不住了,开口问道,“临歧在即,岂无一言为赠。”
“我倒是有句话想奉劝大将军,只恐不肯见纳。”
“杨先生这话错了。多少人说我骄恣跋扈,可是我不敢自以为是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