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9 / 19）

有尽忠竭智，勉图报答。”

“‘报答’两字，千万休提。我只有一个希望：你我之间，无分彼此。但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自然。”

“然则请教，以弱燕而敌强秦，其道如何？”

“太子，恕我率直，你这第一句话，我便不能苟同。”

“请问哪一句？”太子丹愕然——根本还没有谈到见解，哪里来的异同？

“燕并不弱，秦亦不强。所谓‘弱燕’‘强秦’之说，不过世俗之见而已。”

太子丹瞿然动容，凭空感到一阵兴奋：“请说下去！”

“就表面看，秦国带甲百余万，车数千乘，骑万余匹，灭韩亡赵，伐楚窥燕，势焰嚣张，看来极其强大，但如进一层剖析，便知不足为惧。”

“何以呢？”

“‘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秦王暴虐不仁，劳师远征，死亡枕藉，兼以役使民力，滥无止境，请看，那些宽广的驰道，那些在咸阳兴建的壮丽宫室，何处不是用秦人的血汗脂膏所筑成的？大工大役，征发民伕，动辄论百万计。太子，你久居秦国，难道就未曾发觉秦国的民怨沸腾？”

“你知道的，”太子丹愧赧地答道，“我在秦国没有自由，住的地方是被规定好了的，行动是被限制的，走一步都有人跟着——有时候也让我到各地去看看，却必有人前后监视，遇到的秦国老百姓，都称颂秦王如何如何圣明，听了叫人肉麻，所以我也懒得动。其实，也不尽是我为然，各国使臣，或者到秦国去游历观光的，都是这样的待遇。”

“这就是秦国的致命伤！”荆轲问道，“请问，秦王为何要监视得如此严密？其故可思！秦人实在是敢怒而不敢言——‘偶语者弃市’，只得暂且隐忍。”

“秦法严峻，倒是真的。”太子丹点点头说。

“严峻亦有限度。如秦国的‘七科谪’，几于人人有罪，谪戍的罪犯，相望于途。天怒人怨，秦必不久。”

“话是不错。”太子丹说，“然而我们不能坐待秦之自亡。”

“是！”荆轲深深点头，“当然不能坐视，应该有所作为。”

话说到紧要的所在来了。太子丹更靠近了些，促膝相并，上身前俯，用极轻但极清晰的声音说：“请为燕国划策！”

荆轲成竹在胸，侃侃而谈：“为燕国谋，有上、中、下三策。不知太子愿先闻上策，还是愿先闻下策？”

这话说得奇怪！太子丹直觉地感到，必有深意在内，不敢随便回答，只愈益谦恭地询问：“请明示，上策如何，下策又如何？”

“上策，荆轲愿身任其事，尽平生所学，努力以赴；若是下策嘛，”荆轲徐徐说道，“我只设谋，不与其事。”

“原来如此！”太子丹很快地答道，“荆卿，你知道的，我一心仰仗，不管哪一策，我都希望你来主持大计。”

“那么，我先奉陈上策。不瞒太子说，田先生在未蒙宠遇以前，已经为燕国做了许多事。他大散资财，派遣密谍，探访各国消息。因此，我深知方今天下人心，无不反秦，西起巴、汉，东至齐、楚，都把嬴政看成毒蛇恶兽，表面畏惧，内心唯恐去之不速。这同仇敌忾的人心，便是我们有恃无恐的由来。”

“是。”太子丹说，“我也知人心可用，然而他国之事，燕国何能为力？”

“当然可以。一百年前，已有成例。”

“请教！”

荆轲伸两指，轻说二字：“‘合纵’。”

一听这话，太子丹大失所望。提到“合纵”，他立即想起苏秦——心里像无意中吞下了什么龌龊东西似的非常不舒服。

出生在东周洛阳的苏秦，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学成以后，周游列国，却是一事无成，潦倒归来，为家人冷言热语所讥嘲，因而重新发愤读书，日夜揣摩太公的一本《阴符》，整整一年，大有心得，自以为可以说服任何一位君王了。

于是先在当地求见周显王。显王左右都知道他浮浅而轻视他，以致其言不用。西入咸阳，与秦惠王话不投机。转往赵国，赵肃侯的弟弟奉阳君做宰相，不喜欢苏秦的为人，依然不得要领。

最后到了燕国，苏秦时来运转了。

那时是燕文公在位的第二十八年，他颇为欣赏苏秦的联合六国、共同拒秦的“合纵”之谋，大赐车马金币，派为使者，游说六国。

由燕南下，第一站到赵国。卷土重来，声价已非昔比，赵肃侯接纳了他的建议：赐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束，把他送到韩国。

自韩而魏、自魏而齐、自齐而楚，各国大致都赞成他的计划，订立了“纵约”。苏秦本人，亦因此暴发，身佩六国相印，回到赵国，受封为武安君，踌躇满志，不可一世。

其时秦惠王已收到六国的“纵约”，大为不安，于是派人到齐、魏两国活动，破坏纵约，共伐赵国。赵肃侯大怒，责问苏秦，何以纵约盟国，自相攻伐？苏秦慌了，拿话搪塞了一番，找个机会溜到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