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镛说贼记（5 / 7）

洋人与洋人之间的矛盾，对其侵略战争进行分化与瓦解。取之长，击之短，以达强化自我之目的。

鸦片战争爆发后，由于清政府软弱无能，很快就以失败告终，琦善等人在南京与英帝国签订了，但均被清朝政府束之高阁。虽然此事给陈庆镛的打击极大，但并未动摇他忠君爱国的思想。

当然，在二位草莽眼里，陈庆镛的想法，并不是不可行的。但他的政见，在儒家忠君思想的笼罩下，在当时社会制度的局限下，都是软弱无力的。陈庆镛一时并未看清整个世界的局势和清廷的现状，想通过几折奏章或一纸书文来改变这个世界，似乎很是牵强。然而，这种思想在晚清，却是大有市场的。附和跟风者有之，期望实现者有之，而想利用这种观点平步青云者，亦有之。

这其中，包括林则徐晚期的政治思想，也是落入俗套。更多的是天真浪漫和明哲保身的政治手段，真正能派上用场的不多。甚至于康有为的变法，也是换汤不换药。

很多时人在当年传统思想的束缚下，并不知道晚清和中国的命运。除了彻底改变，除了不断抗争——甚至是以卵击石的抗争，以唤起民众，光靠几个主张，几本奏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在冷热兵器交换的时代，落后者除了前赴后继，除了以血肉之躯唤醒麻醉民众的思想，从而奋发图强之外——只剩下彻底的死亡和苟且偷生的结局。

所以，草莽或许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有一种直觉。他们可能非常佩服陈庆镛的胆识和学问，却无法理解和认同他的救世观点！

但二位草莽还是频频向陈庆镛举杯，不时地赞誉他那顺手掂来、出口成章的口才和满腹经纶、博古通今的文采。是的，陈庆镛可不是一般的文人，就连当今皇上，也让他奏得“收回成命”更何况那两个草莽之士？一席话间，真是让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有点头额首之份，哪有插话或与之讨伐的本事？

6。

酒话间，那军师又问起当年是如何直谏道光皇帝的，又是如何让他“收回成命”的！说起这事，陈庆镛更是口若悬河，眉色飞舞！

原来，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激起国人的义愤，琦善等人被拘，余步云伏斩。

然道光二十三年，皇帝又想重新起用曾被革职的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卖国贼，陈庆镛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毅然愤书申明刑赏疏，使得道光皇帝不得不放下皇族尊严，谕曰：“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惟有反躬自责，不欲诿罪臣工。今该御史请收回成命，朕非文过饰非之君，岂肯回护？”终于革了琦善等人的官职，令其闭门思过。

陈庆镛说到此处，三人都有大快人心之悦，更是惹来二位草莽又是一番敬酒。三杯下肚之后，大家似乎都有些微醉了。不难想象，对于两个不见经传的草莽来说，陈庆镛的大胆豪情及不顾个人安危的爱国爱民之情，确实让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自古以来，武夫不惜性命，保家卫国，堪称“忠勇”也；而文臣在朝，亦可不顾身家性命，敢于纳言直谏，那也是一场不愧于武夫的战场，一条政见若是说对了，换来的则是不流血和少流血的胜利，其可谓比战场争战，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二人边听边点头晃脑，不断举杯向陈庆镛表示敬意，三人越喝越沉，越醉时言语越多。但是，在他们三人之间，可能谁也不曾想到，这南京条约是谁授意签订的？琦善有那么大的胆量和权力吗？道光皇帝又为何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又要起用琦善等人呢？其意图不言而喻！而道光皇帝为何才起重新任用之念头，又因陈庆镛的一纸奏折而“收回成命”呢？看来，这事并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么简单！

说来说去，这道光皇帝并不是一个庸人，而是一个老谋深算、满脑子政治手腕之人，他只是唱了一出戏，给天下的老百姓看看而已！至于陈庆镛，琦善、奕山、奕经、牛鉴、文蔚等人，都只是这出戏中，一粒听任摆布的棋子！清廷如此，岂能不败？

但此时的陈庆镛，却乐意接受这份荣耀，也乐意接受二位草莽的崇敬。他一边喝酒，一边讲着他的故事，虽然有些醉意，却无半点骄矜，反倒是心中的义愤不断升级，到头来，他对皇上和朝廷，依然不存在半句怨言，更别说是有些许触犯。

三人继续喝酒，至醉时，已然忘记斯文。草莽本来就是草莽，文人最终也成草莽。陈庆镛一边喝酒，一边一字不差地背起了申明刑赏疏：

“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君，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已。

海疆多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皇上赫然震怒，失律之罪，法有莫逭。于是辱国之将军奕山、奕经，参赞文蔚，总督牛鉴，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步云伏法。血气之伦，罔不拊手称快，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乃未几起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既传，人情震骇，犹解之曰：‘古圣王之待罪人，有投四裔以御魑魅者。’皇上之于琦善，殆其类是，而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