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5 / 19）

力特强，见人一面，听人一言，数十年以后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是嘉、道年间第一流的督抚。

这样一个人物，可想而知的，曹振镛绝不能跟他共事。道光五年由直隶总督内召，入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并入军机。道光七年，两江总督琦善兼任漕运总督，运河淤塞，疏浚不得法，引起黄河水灾，筑堤堵黄，运道隔绝，诏斥失机，降调为内阁学士，两江出缺，需要派人接替。

于是宣宗召见军机问道：“两江重任，应该派资深望重、久任封疆的人去，你们看，最适当的是谁？”

曹振镛答说：“以臣看，似以陕甘总督那彦成最适当。”

那彦成的祖父章佳·阿桂，两代名相，那彦成亦是封疆中的佼佼者，但其时回民张格尔作乱，那彦成是平乱的关键人物，所以皇帝立即否定此一建议说：“西口正多事，那彦成何能他调？”

作为首辅的曹振镛不作声了，这便表示，现任督抚中，没有人能如皇帝开列的条件，也等于是暗示皇帝要从在京的大臣中去挑。

皇帝受愚而不觉，想了一下很兴奋地指着蒋攸铦说：“你去！你久历封疆，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能当两江总督。”

蒋攸铦自然无从推辞。退出来以后告诉人说：“曹某人明明要把我弄出去，含意不申，让皇帝自己做决定，话一出口就无可更改。当面排挤，可怕极了。”

再一个受暗算的是阮元。他是高宗晚年最赏识的人，文章辞令，两俱佳妙。高宗自谓：“不想我八十岁以后，又得此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阮元以翰詹大考第一，不经“开坊”便升少詹，放出去当山东学政，而且做了衍圣公府的女婿。任满调浙江，又转为巡抚，年纪不过三十岁。

有一次皇帝跟曹振镛谈到阮元少年得意，曹振镛答说：“完全是学问好，读书用功，到老不倦。”

皇帝问：“何以见得，到老不倦？”

“现在云贵总督任内，仍旧天天刻书谈文。”

道光皇帝默然。他跟他的祖父不同，全身没有一根雅骨，最讨厌封疆大吏提倡风雅，认为足以废弛政事。曹振镛这一支冷箭，当然中鹄，即时下令内召。

这是道光十二年冬天的事。阮元奉旨入觐，到京已经开春，垂询了云贵的情形，别无他事。恰这年癸巳会试，使命阮元任总裁。疆臣入觐而派充此差为异数，而阮元在嘉庆四年以户部侍郎与吏部尚书朱珪同至会试，高才朴学之士搜罗殆尽，这一回又得入闱，举子们认为有此衡文巨眼在，不愁埋没，大为兴奋，见此光景，曹振镛心想，如果让他以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入闱办事，在京广收门生更成威胁，因而又劝皇帝放他回任。

曹振镛平生只做过一件好事，与其家世有关。曹家是安徽歙县人，而扬州的八盐商，一半以上原籍歙县，所以曹家亦有盐引，坐享厚利，家道殷实。曹振镛的父亲叫曹文埴，收藏甚富，精于鉴赏，乾隆廿五年的传胪，照例点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命值懋勤殿。

懋勤殿在乾清宫西庑，是皇帝的内书房，庋藏的书籍古玩甚多。曹文埴先值懋勤殿，后入南书房，一直是高宗玩古董的“清客”，因而情分不同。乾隆五十六年，翰詹大考，曹振镛名列三等。大考排名，分为四等，一等及二等的前数名，方能升官，二等后列，被文绮之赐，三等前列，无荣无辱，后列则往往降调，四等则必黜罚。高宗以曹振镛为曹文埴之子，认为其才可造，因而由编修提升为侍讲。

及至道光初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改革盐政，以标代引，试行于淮北，积弊尽去，盐商不复再能坐享其成，都期望曹振镛能保护既得利益，反对改行“票法”。曹振镛很聪明，看皇帝求治之心甚锐，陶澍颇蒙信任，而且籍隶湖南安化的陶澍，有名的“驴子脾气”，曹振镛自觉惹不起他，便扬言道：“哪里有饿死的宰相家？”赞成陶澍的改制。

除此一件好事以外，曹振镛的相业一无足称，但道光十五年正月，以八十一岁高龄病故以后，皇帝降旨：“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荣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无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谥名之典，由内阁拟谥，大学士及翰林出身，官至一二品者，第一字用“文”，第二字评其平生行谊，拟三字奏请朱笔圈出，汉人所重在“忠”，旗人所重在“靖”，但有两字，得谥为殊荣。一个是“襄”，非有开疆辟土、安邦定国之功，不能谥“襄”，在道光以前，“文襄”共十一人，类多为大学士，因有那么大的功劳，自然封爵拜相，唯一的例外是治河名臣靳辅，官至总督，亦未入翰林，只以顺治九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承认他的翰林资格，得谥“文襄”。

另一个极难得的是“正”字，谥“襄”的第一字不必一定是“文”，而“正”则非“文”不能谥，同时“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