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 27）

义。及至高宗内禅，台湾民间以为平林爽文的这个“皇子”做了皇帝，因而编出一段“嘉庆君游台湾”的故事。

“福文襄平林爽文，靠两个人，一个是海兰察，一个是柴大纪，后者之功，更胜前者，而祸福之不同，有如霄壤，这就是毕秋帆不能不为福文襄所误的症结所在。”

这话说得莫测高深，非解释不能明，原来当林爽文与“天地会”相结起事时，台湾的官军，由总兵柴大纪所统率，他是浙江江山人，武进士出身，当时驻守府城，闻警领兵北上，克复诸罗，率居民坚守待援。

来自福建的援军，由总督常青率领，年迈不能办贼，因而特命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以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五十二年六月间奉命，直至十月间，先锋方在鹿港登岸，福康安大军，更迟至年底才到。柴大纪独支危局一年之久。其间高宗朱笔密谕：“不必坚执与城存亡，如遇事急，可率兵力战出城，再图进取。”且将诸罗更名为嘉义。但柴大纪以嘉义防务坚固，易守难攻，一旦弃之而去，为林爽文所得，声势更为猖狂，而嘉义通府城的运道盐水亦不能保。奏折末段又说：“城厢内外居民及各庄避难入城者，共四万余人，助饷协守，以至于今。不忍将此数万生灵，尽付逆贼毒手，惟有竭力保守，以待援兵。”

此折到京，高宗手诏以答：“所奏忠肝义胆，披览为之堕泪！大纪被围日久，心志益坚，勉励兵民，忍饥固守，惟知国事民生为重，古之名将，何以加之？”因而封为一等义勇伯，世袭罔替。并命浙江巡抚派员送银一万两至江山县，为柴大纪赡家。

“哪知福文襄一到，情形完全变过了。”阮元说道，“嘉义解围，柴大纪出迎。自以为功高拜爵，义勇伯与福文襄的嘉勇侯，不过一等之差，礼貌不免疏简，而且围城已久，快到人吃人的地步，供张当然不能豪华。福文襄恨在心里，飞章弹劾，说柴大纪诡诈，深染绿营习气，不可倚任。高宗却很明白，上谕中指出柴大纪可信，而训诫福文襄的话，语气微妙。我还记得片段。”

阮元思索了一会儿，念出两小段当时的上谕，一段是：“朕阅其疏，为之堕泪。福康安乃不能以朕之心为心乎？”另一段是：“大纪屡荷褒嘉，在福康安前礼节或有不谨，致为所憎，直揭其短。福康安当体朕心，略短取长，方得公忠体国之道。”

“这真是知子莫若父了。”龚定庵问道，“结果呢？”

“结果令志士丧气。”阮元答说，“工部侍郎德成公差浙江，受福康安的指使，回京大毁柴大纪，上谕派福文襄，闽督、闽浙两巡抚按治。福文襄又写信给军机说：‘大纪纵民激民为变，其守嘉义，皆义民之力。大纪闻命，欲引兵以退，义民不令出城，乃罢。’于是革职逮问，高宗明谕：‘守诸罗一事，朕不忍以为大纪罪。’福文襄便以‘纵弛贪黩，贻误军机’的说辞，严劾议斩。送京师命军机覆谳，竟如福文襄所议弃市。至于海兰察，嘉义之围一解，即由一等超勇侯，晋封二等超勇公，赐红宝石顶，四团龙补褂、紫缰、金黄辫珊瑚朝珠，第二次图形紫光阁。定庵，你说祸福荣枯的关键何在？”

关键即在福康安的喜恶。高宗明知柴大纪为冤狱，但舐犊情深竟自陷于溺爱不明。然则与福康安共事的督抚，明哲保身之道何在？亦就不言可知了。

“太老师的话，我现在才明白。福文襄的喜怒爱憎，一念转移，定人祸福，即便是天子亦无可奈何，然则除非自速其祸，不然即非迎合不可。”龚定庵又说，“秋帆先生即令心不谓然，可是大军到处，身为地方长官，岂能不加照料？死后获咎，原是命中注定，逃都逃不掉的。”

“你的话说得很公平。”阮元突然问道，“听说默深在著一部记乾嘉兵事的书，可有这话？”

“是的——”

原来魏源自道光二年中举人以后，会试连番不利，也走了他的路子，捐了个内阁中书，在京供职，为的是首善之区，人才荟萃，见闻真切，可有师友之乐、切磋之意。此人于书无所不窥，但做学问讲究经世致用之学，合清初大儒“二顾”——顾炎武及著《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于一手，致力于研讨古今成败、国家利病与学术的关系本末。乾隆朝号称“十大武功”，开疆拓土，声威之盛，上追汉唐，因而，魏源决定编一部《圣武记》，虽以乾隆兵事为主，而自开国至最近所有战役都有记述，一共分为十四卷：第一卷开创；第二卷藩镇，专记平定三藩；第三卷至第六卷外藩；第七卷土司、苗瑶、回民；第八卷海寇、兵变。这六卷便是记十大武功。第九、第十，即是与福康安、毕秋帆有关的三省教匪之乱；第十一至十四卷，是武事余记，以及兵制、兵饷、掌故、考试等等。魏源对这部书的自期很高，确信为必传之作。

“我有一点材料，或许他有用，请你带给他看。”阮元又说，“毕秋帆为何误于福文襄，大致亦可以从这里面看出来。”

说着，阮元亲自从书橱里取出两个大本子，封面题明是嘉庆初年论旨汇录，其中许多“廷寄”，只有军机处才有密档，颇为珍贵。

在未转交魏源以前，龚定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