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21 / 27）

何谓五色书？他说：封面五色，就是五色书。红面的是缙绅录；黄面的是京报；黑面的是属下的禀帖；白面的是各衙门的知会；蓝面的是账簿。

但是龚守正的官运亨通，因为他那种谨小慎微，从不多事，亦从不敢说一句有风骨的话，正适合曹振镛、穆彰阿所倡导的政风，所以早在道光十年，便已当到侍郎！这几年一直在各部转，先是礼部，后是兵部，再迁户部，复转吏部，仍回户部。

这年九月终于升署礼部尚书，由于只是署任，所以龚定庵在礼部当主事，不必因为需要回避而请求改调。

“定庵，”许滇生又说，“令叔一真除，你自然要改官。到刑部来如何？”

许滇生是刑部侍郎，很想罗织龚定庵入刑部，但龚定庵的官兴已冷如死灰了。

“到时候再看吧！”

龚定庵并无意转调刑部供职，但许滇生不死心，极力怂恿，表示如果龚定庵肯到刑部，将请他当“秋审处总办”——这是刑部最具权威的差使，秋审处总办一共八个人，十八行省以及拘系在刑部“诏狱”——俗称天牢的待决重犯，都须先经秋审处审核，何者“情实”、何者“可矜”，一一推详，造成“勾册”，在霜降以前，呈上御前，待朱笔“勾决”。这份生杀大权，实际上操之于秋审处，所以这八总办被称为“八大圣人”。

“定庵，刑律所穷，济之以礼。礼是府上的家学，你又一向讲究经世致用，目前秋审处的总办，就少像你这样一位精于《礼记》的专家，以致许多‘服制案’不得其平。我希望你考虑。”

所谓“服制案”，是杀人犯所杀的人，如胞伯胞叔，或胞兄等，照《大清通礼》在服制上为“期服”，即是次于父母三年之丧的服丧一年，照刑律例须加重，但地方官向来以出“逆伦重案”为讳，因为有逆伦案即表示职司民牧的人，不能化民成俗，不足以为“父母官”，轻则降调，重则革职。同时“刑名师爷”有几条一脉相承的心法，其中有一条是“救生不救死”，所以明明胞弟杀了胞兄，应该抵命，往往夹签声明，“并非有心干犯”，同时在口供上亦每每避重就轻，有意开脱。

这一来在勾决时，便可刊入“缓决”册内，死者岂非沉冤莫白。

这番说法，倒使得龚定庵有些动心了，如果肯徇从许滇生的要求，转到刑部，派了秋审处的差使，遇到这种“服制案”便可据理力争，务得其平。可是毕竟只是动一动心而已，并不愿做出承诺。

“你要我当‘圣人’，太抬举我了。”龚定庵为戏言搪塞，“到时候再看吧。”

一回到家，龚定庵少不得将他胞叔的“好消息”告诉吉云，同时征询妻子的意见，即是龚守正真除了礼部尚书，他想乘此机会辞官。

“辞了官干什么？”

“我可干之事甚多，著书立说，书院掌教；再不然漫游江淮，卖文为活，亦强似做这个吃不饱，饿不死，还要伺候贵人颜色的小京官。”

“那么你是拿什么理由辞官呢？”

“老父年逾七十，就是理由。”

“既然如此，”吉云建议，“何不写信回去请示老太爷？”

“请示老太爷，还不如请示太老师。”

“太老师”指原任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已在这年五月告老，住在扬州。龚定庵专函驰问起居，顺便提到辞官。他相信阮元如果赞成，就一定会替他谋一条很好的出路。

正月初一，龚定庵到他叔父龚守正家去拜年。他们叔侄一年只见两三次面。见了面亦没有什么可谈的，不过这年因为有辞官一事，龚守正倒显得很关切。

“我劝你不要辞。许滇生想延揽你到刑部，大家都是熟人，你去了也好。”

“刑律我不熟。”龚定庵说，“我想还是辞官的好。”

“你辞官，于我的面子不好看。”龚守正说，“倒像我当了尚书，容不下一个胞侄似的。”

龚定庵觉得他提出来的理由很奇特，同时心里也不免反感，世界上有侄子为了叔父的“面子”，不能自己选择出处的道理吗？

正在这样想着，门上递进一张名帖来，此人姓吴，现任翰林院编修，是龚守正的小门生。龚定庵最讨厌少年翰林那种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便即起身，避到屏风后面。

“近来忙不忙？”他听见龚守正在问。

“还好。”

“噢，闲下来干点什么？”

“写大卷子。”

“好！”龚守正脱口夸赞，“你要想得考差，第一在书法要下功夫，字迹要端秀，墨要浓，点画要平正。所谓黑、大、光、圆，”他一字一句地说，“能如此，就没有不入彀的。”

龚定庵实在忍不住了，一面出屏风，一面鼓掌。“翰林的学问，原来如此！”他说，“领教了，领教了。”

这吴编修尴尬得手足无措，龚守正是把脸都气白了。龚定庵自己也觉得有点荒唐，当然，他知道他以后不必再来，就是来了，他叔父也不会见他。

这件事在京中，尤其是浙江